晚清著名譴責(zé)小說家李伯元

李伯元（1867—1906)，名寶嘉，字伯元，號南亭亭長，江蘇常州人，晚清著名的譴責(zé)小說家。

李伯元生于世宦之家，他祖父、父親、伯父都是科第出身，有的在地方任牧令、監(jiān)司，有的在京城官居樞要。伯元生在山東，三歲時，父親去世，由堂伯李念之撫養(yǎng)。當時念之任山東道員、東昌府知府，伯元從小隨伯父在山東長大。伯父對他督教甚嚴，母親只此一個兒子，更是把全副心力放在他身上。伯元自幼聰慧好學(xué)，興趣廣泛，每當夜深人靜之際，淡月孤燈之下，攻讀不止。他擅長制藝詩賦，善于繪畫篆刻，懂得金石考據(jù)，可謂多才多藝。少年時期就考取了秀才，名列第一，但始終未能考中舉人，仕途失意，這對他后來思想的變化，痛感官場黑暗，敢于起來加以揭露鞭撻，是有重要意義的。

光緒十八年（1892），念之從山東辭官回到常州，伯元一家，同返故鄉(xiāng)。此時，坐落在北門外青山橋畔羅武壩的祖宅，已在戰(zhàn)亂中毀壞，于是在城內(nèi)青果巷選擇一處房屋居住。過了二年，伯父去世。

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，充滿著內(nèi)憂外患，帝國主義加緊侵略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滿清統(tǒng)治者賣國求榮，腐敗反動。八國聯(lián)軍入侵北京，中日甲午戰(zhàn)爭失敗，戊戌變法被扼殺，清朝一面對帝國主義奴顏婢膝，割地賠款；一面對人民大眾加重剝削，殘酷鎮(zhèn)壓。政事的腐敗，社會的黑暗，使青年時代的李伯元不勝憂憤，思圖改革。他在詩中抒發(fā)抱負道：“世界昏昏成黑暗，未知何日放光明？書生一掬傷時淚，誓灑大千救眾生”。光緒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年方三十，在學(xué)文學(xué)上有扎實根基的李伯元來到上海，創(chuàng)辦《指南報》，以此揭露時弊，勸善懲惡。不久，改辦《游戲報》，后又改為《繁華報》，并受商務(wù)印書館之聘，編輯出版《繡像小說》半月刊。他是晚清上海小報的創(chuàng)始人，魯迅先生說他所辦報紙“為偕嘲罵之文”“記注倡優(yōu)起居”（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）。對于清朝末年的官場及社會上的種種腐朽現(xiàn)象，以嬉笑怒罵之筆，繪影繪聲，揭露無遺，受到各界人士的歡迎，發(fā)行頗廣。后來仿效者甚多，紛紛辦起各種小報，但都沒有他辦的報紙發(fā)行量大。

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清政府舉辦經(jīng)濟特科。所謂經(jīng)濟特科，是一種臨時設(shè)立的特別考試。必須是具有相當資歷的人，并經(jīng)有聲望的官員保薦，才能參加這種考試，考取之后，立即就做官，那時雖有官銜而無實職的人是極多的。這時李伯元在上海寫小說成了名，鄉(xiāng)侍郎曾慕濤保薦他參加經(jīng)濟特科考試。他卻加以拒絕，沒有卻參加考試，人們贊揚他志趣高尚。后來終因積勞成疾，年才四十，歿于上海。

1901年后，他寫成了《官場現(xiàn)形記》《文明小史》《活地獄》等長篇小說。《官場現(xiàn)形記》是晚清四大“譴責(zé)小說”之一。

看魯迅如何讀《官場現(xiàn)形記》

《官場現(xiàn)形記》已成者六十回，為前半部，第三編印行時（1903）有自序，略謂“亦嘗見夫官矣，送迎之外無治績，供張之外無材能，忍饑渴，冒寒暑，行香則天明而往，稟見則日昃而歸，卒不知其何所為而來，亦卒不知其何所為而去。”歲或有兇災(zāi)，行振恤，又“皆得援救助之例，邀獎勵之恩，而所謂官者，乃日出而未有窮期”。及朝廷議汰除，則“上下蒙蔽，一如故舊，尤其甚者，假手宵小，授意私人，因苞苴而通融，緣賄賂而解釋：是欲除弊而轉(zhuǎn)滋之弊也”。于是群官搜括，小民困窮，民不敢言，官乃愈肆，“南亭亭長有東方之諧謔，與淳于之滑稽，又熟知夫官之齷齪卑鄙之要凡，昏聵糊涂之大旨”，爰“以含蓄蘊釀存其忠厚，以酣暢淋漓闡其隱微，……窮年累月，殫精竭誠，成書一帙，名曰《官場現(xiàn)形記》。……凡神禹所不能鑄之于鼎，溫嶠所不能燭之以犀者，無不畢備也”。故凡所敘述，皆迎合，鉆營，朦混，羅掘，傾軋等故事，兼及士人之熱心于作吏，及官吏閨中之隱情。頭緒既繁，腳色復(fù)夥，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，亦即與其人俱訖，若斷若續(xù)，與《儒林外史》略同。然臆說頗多，難云實錄，無自序所謂“含蓄蘊釀”之實，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塵。況所搜羅，又僅“話柄”，聯(lián)綴此等，以成類書；官場伎倆，本小異大同，匯為長編，即千篇一律。特緣時勢要求，得此為快，故《官場現(xiàn)形記》乃驟享大名；而襲用“現(xiàn)形”名目，描寫他事，如商界學(xué)界女界者亦接踵也。今錄南亭亭長之作八百余言為例，并以概余子：